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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教育部長蔣偉寧因過往指導學生的論文風波，辭去部長職位。蔣偉寧任教育部長兩年多時間，完成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，發展典範科技大學，發表人才培育白皮書以及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政策作為，可以說是勉力從公，最後因為論文事件應對瑕疵去職，恐怕不無遺憾。

對於任何國家來說，教育都是頭等重要大事，它牽涉到國家發展人才培養，也關乎國民對於國家的一種認同，因此教育部長也一直是動見觀瞻的政務職位，過去長久慣例，通常是選擇有大學校長經歷和資望的人士出任，以符合社會對於這個職位的期待。

教育部長工作困難，不僅只在行政決策和推動，更在教育對於整個社會影響層面的廣泛，以及教育與一般人生活的息息相關，也因此，教育部長自始就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許多時候好政策並不能得到什麼掌聲，但是只要有一些不盡完善的狀況，就會遭到嚴重譴責。

近年以來，由於台灣政治社會快速變化，尤其面對台灣未來走向，政治和文化方面，甚至有國家和民族認同爭議，這自然更影響了教育部推動教育內涵方面的一些問題，譬如近年經常引起爭議的歷史教科書內容問題，便是一個顯著例子。

除此之外，因社會變化以及社會上一般對於教育觀念的改變，教育行政當局自然也亟求教育變革，由受到社會廣泛批評的「教育改革方案」，到建構式數學、九年一貫課程、多元入學方案、教科書一綱多本，廣設高中大學、消滅明星高中、高中高職社區化、設立完全中學、教授治校等，不一而足，反映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多元價值觀，也顯現出台灣社會意見紛爭的亂象。

尤有甚者，雖然在國內有許多教育相關團體，但是如人本教育改革基金會，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等，對於一些教育改革理念，也多持不同看法，加上社會上許多非組織性的社會人士或者家長團體，更是基於本位利益，各陳己見，形成各說各話的局面。

這本來是民主社會常態，重要的是政府決策機構，應該統合意見，透過溝通，形成決策而貫徹推行。但是在當前國家氛圍之下，許多問題無法釐清，就拿國家定位的歷史觀來說，甚至是一些非關乎價值的敘述歷史內容，都會遭到某些意識形態人士批判，造成教育行政當局許多困難，前時一些教科書關於日本時代的定位敘述，就遭到特定意識形態人士的質疑挑戰，蔣偉寧在一個層次上堅持了應有立場，恐怕也埋下了他去職的潛在因素。

當前的教育體制和教育行政施政，大格局方面有國家定位的挑戰，當政者不願意承擔國家方向的問題，加上台灣知識學術體系，本來是價值受制於海外知識原生體系的「半殖民」生態，前時造成蔣偉寧部長下台的論文發表問題，其內裡根源，正是這種學術知識「半殖民」思維下所造成的荒謬現象。

在當前這時空環境中，誰能夠擔當教育部長的職務，誰又願意擔當教育部長的職責，也許只有熟稔於學術運作體系，善於迎合當前政治氛圍的學術變形蟲，才能夠在這個體系之中，尸位素餐，聊備一格，而國家教育大政，恐怕也將不知伊於胡底了。